曹宗国

宜都市西郊的过路滩村，是一方历经人世沧桑的古老山水，当年汉武帝一统西南时，就是从这里开辟的“夷道”。它经历过两千多年的古道西风，更见证了新中国70年的沧桑巨变。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我，每当想起它的前世今生，心中便充满对祖国的骄傲和自豪。

古“夷道”上的过路滩，并不是一个村落，而是渔洋河上的一个渡口。五峰渔洋关上的河水流过我的家乡，便有一蓬渡船把古往今来的行人渡过。后来，河上客货行船在这里停泊，山间茶马古道的马帮也到这里过夜，于是这儿就成了一个驿站，在渡口岸上盖起了歇脚的栈房店铺，而且渐渐形成了一段小街坊，它的名字就叫过路滩。

古道西风岁月悠悠，这渡口沙滩，这小街栈房，一直保留着它苍老的容颜。直到1949年夏天，我看见打着红旗的解放军队伍开到渡口，渡过渔洋河去追击鄂西大山里国民党残兵败将，从此过路滩的日月才换了新天。

七十年来斗转星移，过路滩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可是亲眼见证人。它不再是古代“夷道”的渡口驿站，而成了现代化公路环绕的美丽村庄。过去，我家老屋就在古“夷道”边，小时候的每天早晨，都是过路的马帮铃响将我唤醒。我站在渡口沙滩芦苇丛中，注目那只摆渡远方行人的乌篷船，听见他们旅途劳顿的叹息。我看见山民络绎不绝地跋涉在“夷道”上，把柴火山货肩挑背扛进城。我也曾在那山间崎岖岩板路上行走，感受过翻山越岭和风雨泥泞。

可是如今这一切都像怀旧的黑白记录淡出了彩色影视。山间蜿蜒曲折的骡马路消失了，变成了一条条直通快达的水泥高速。渔洋河上的渡口沙滩不见了，架起了一座座钢筋水泥桥梁。贯穿西北的沪蓉国道，链接省际的宜岳公路，抵达渔关、环绕陆城的大道形成了四通八达的现代化公路网络。我不仅可以驱车高速回家乡，还可以从家乡上高速直达鄂西和湘西乃至全国各地。千年“夷道”变成了神奇的“天路”， 过路滩就是交通事业飞速发展的一个历史坐标。

我也亲眼目睹了过路滩作为一个乡村的社会变迁。我的祖先就居住在过路滩旁的山湾里，和这一带衣衫褴褛的村民一样出入茅房草舍，从事渔樵稼穑。我双目失明的高祖曾经在过路滩小街上乞讨，我留着辫子的曾祖在江家湾开始成家立业，我的祖父把祖母的花轿从对河袁家榜迎回家，自己却在鄂西盐道上当挑夫累死了。以后的岁月，祖母就抱着牵着年幼的父亲从过路滩回娘家，在渡口沙滩上留下孤儿寡母的凄凉。

新中国成立后，我的父老乡亲都翻身做了主人，过路滩一带的乡村就成为人民政府的过路乡，组建了互助组合作社。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年月，过路乡变成了红星管理区和人民公社。过路滩的小街坊消失了，它和附近的几个自然村就分别叫作红岭大队、红阳大队和红江大队，80年代改为自然村，然后合并为过路滩村。

我是1970年代离开过路滩的，虽然每年都要回老家看看，但很少打量整个村子。直到现在公路通达，我才有了这样的机会，发现家乡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原来从宜都城关要步行上十里远的乡下山村，现在和市区楼房街道直接相连了。过去出城要经过的钱家店、莲花堰两个村子，这一带田地和村庄全都变成了楼房和街道，城市发展的脚步已经抵达我家老屋门口，让我辨不出方位了。

从远处眺望过路滩村，这里山形地貌已经和我记忆大不一样。木梓岭不再是偏僻的山岭，公路交通改变了它的冷清和崎岖，香客岩电站和凌空架起的输电铁塔让它气势非凡。洋溪坳不见了，环城公路已经将它环绕，临近的黄连头也变成了花果山。江家湾在哪里？一栋栋新盖的楼房代替了祖居的土砖老屋。百亩桥不在了，这儿已经成为村委会所在地。我老家所在的朱家岗呢？在远处我也辨不出它的位置了。只见连绵一片都是瓷砖贴墙的新型农家小楼，我根本认不出哪儿是我小时候爬上爬下的庙儿坡、哪儿是我捞鱼摸虾的周家嘴。特别是我儿时魂牵梦绕的西湖，整个都从田园牧歌变奏为新农村交响曲。望着我的家乡，我感到既熟悉又陌生，既诧异又惊喜。

过路滩的山河变了，道路变了，房舍田地也变了，村户人家的生活变化更大了。

现在我回到过路滩，所见所闻就完全不一样了。责任田里种出了温饱，承包山林栽上了摇钱树，打工的青年农民开回了摩托、汽车，带回了建新房的资金，一栋栋新楼房像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村民们脱贫致富奔向了小康。在城镇化的驱动下，家家户户都变成了水电煤气和汽车通达的庄园，整个过路滩村都列入城市小区、公园和街市的蓝图。这个古道渡口的驿站，这片农耕牧歌的乡村，最终将融入现代楼车霓虹的城市。

古老的渔洋河依然从村边流过，可是过路滩已经从历史的驿站进入了大变革的新征程。过路滩留下过漫长岁月的艰难跋涉，过路滩也见证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高歌猛进。回忆逝水流年，展望日新月异，我的乡愁也就成为一轴历史的画卷，又蝶变为飘向未来的彩云。我仿佛看见长眠在山阿的祖先含笑九泉，我为生活在过路滩的父老乡亲庆幸，我要把我的家乡印在我的晚晴里，写进子孙后代的诗和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