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八惨案，他把李大钊拉出险境，曾六次给李大钊送信，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有着对革命事业的热忱忠诚与坚贞不屈。

今天的初心课堂，就让我们一起听听他的自诉回忆录。

编者注：徐炳藻，谱名徐有荣，又名徐楚侠，1904年12月生于宜都县红花套徐家老屋（今属宜都市红花套镇渔洋溪村一组）。

我1904年12月生于宜都县红花套一个地主家庭，1922年冬毕业于宜昌夷陵中学，1923年夏考入北京朝阳大学，1927年毕业。

徐炳藻

1925年，五卅运动弥漫全国，我在朝阳大学读书时受《向导》《新青年》影响，参加中共领导的反帝先锋队。7月，经中共主办的北京清明中学教师帅振波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并无候补期。北京市有党员60余人，全国9000人左右。北京未设市委，直接由中共北京地委领导。地委书记刘惕庄、委员夏月桥经常出席支部会议作传达报告，学习共产主义“ABC”。我除担任校学生会工作外，还组织和参加一些社会团体。我们组织了一个“晦明社”，尽量揭露军阀的横征暴敛、帝国主义穷凶极恶的面目和宣传知识分子应有的出路。在思想斗争方面，尽量揭发醒狮派曾琦、李璜等国家主义的反动宣传。他们每次借公开讲学之名宣传国家主义，我们就报之以斥责声。如不下台，我们就抛击墨盒、砖头，每次打得他们抱头鼠窜。以后他们只能躲在居里学院，在群众中毫无威信。到1926年夏，党组织发展迅速，全市就有300多名党员，老一点同志纷纷调走。

宜都市红花套镇徐炳藻故居徐家老屋残存的房屋

1925年底，我参加中共朝阳大学支部领导工作，始任支部宣传委员，后任支部书记。湖北襄阳的殷学山、任枕岫，江陵的胡德芳，武昌的马天锡以及北京大学的郭小耕、易粹然等都被吸收入党。1927年初我兼任中共东城区委宣传委员，1927年南北汇兑不通，就脱产由党组织每月发10元生活费，名义上是在党办的清明中学担任两小时讲课的报酬。

当时，北洋政府是段祺瑞执政。他口口声声说什么是“中山老友”，赞成召开国民会议，实际上想走迪克维多的军事独裁。但冯玉祥班师回京后，党给了他一些进步影响，而且北京卫戍司令是他的部下鹿钟麟，所以党一再组织庞大的群众示威游行。大约是1926年初，党交给任务，同群众一起示威。我们几十个人翻墙进了吉兆胡同段祺瑞公馆。军警虽未开枪，但水龙头冲击得特别厉害，几乎站立不住。外面群众也被段的卫队阻断，不能继续翻墙。坚持三个多小时，受了国务总理许世英的欺骗，大家才退出来。这次我们带有让段祺瑞签字的退位宣言。宣言是总工会李渤海写在白绫子上，内容是段自动解除临时执政职务，另行组织委员会召开国民会议，议决国事。

这次示威不久，就发生了有名的三一八惨案。我们同示威群众到海军部执政府门口，人群还在不断向内涌。十点左右，听见枪声，开始以为是朝天放枪，以后看到人一个个倒下，才知道是实行血腥的屠杀。我到影壁后，枪声还未停息。看到中共北方局书记李大钊还在外面（以前我听过李大钊讲课），就大声喊他快到马房。他只摇手，两目注视凶手们。我同姚和珍才把他扯到影壁后面。事后大家分析，在惨案的前几天，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的王冬贞、于树德到处宣传李大钊躲在苏联大使馆革命；他们可能事先与段祺瑞有勾结，至少是事先知道要大屠杀。就读中国平民大学的湖北房县籍学生、中共党员宋昭昺也在这次惨案中牺牲。

1927年4月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北方党组织即时转入地下，单线联系。我兼任交通，曾六次给中共北方局书记李大钊送信。他在苏联大使馆地下室办公。记得有一次送信，他正在吃饭，两小盘菜，两个馍馍，身着灰布大褂，笑着对我说：“小徐吃个馍馍。”我当时的生活费，每天只够吃六至八个烧饼，看到一个北方局书记，并且掌握帝国主义退还庚子赔款的支配大权，而自己生活如此简朴，不觉肃然起敬。

北京党组织转入地下后，叫我脱离学校，调我到中共北城区委任宣传委员，并在孟当胡同租了一个小院作区委机关。党组织对我们也作了些教育：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坚决不能在敌人法堂上供出组织和同志，其余则由同志们自己随便说，争取出狱再干，并且抽调同志作专门“打狗”工作（肃反委员）。我因为不会打枪未被挑上。据传达，中国共产党由半公开转入地下，第三国际曾予好评，因为德国共产党经过国会爆炸案后，全党惊惶失措，以致损失太大。

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后，大约是十月初，中共中央派蔡和森同志到北京任北方局书记，王荷波任北京地委书记，策划在北京组织武装起义，在北京艺专传达起义指示，当时到会的40人左右。会后我被分配到北城负责联系警官学校和海军部留守人员（此处秭归人多，过去对他们做过工作）。北城联络点是我同殷学山一同负责，由军委杨云鹤同志指挥，总指挥部设在市总工会，只有交通来联系。我们已有3条短枪，还有陆军部监狱吴同志掌握了8个人8条枪。我负责组织攻打陆军部、海军部和他们的仓库。事先也把海军部的一个排联系好了。党组织对北京起义有详细策划。当时张作霖只有二个团留守北京，其中的一个团与起义的郭松龄部有关系，事先已有联系，只等枪声就可以响应。但小的地方未注意，西直门铁路工人买红布，准备起义时做肩章，被警察发现跟踪。第二天，设在市总工会的起义司令部被破获。军警按图索骥，又破获了大部党的机关。大约是约定起义的前二天，交通突然中断。殷学山与我商量，派我到事先指定的联络地点东单羊肉胡同联系。到时正是夜晚九时左右，一打门是两个警察开门，只得假称是替人送信的。他们不由分说，把我拉进屋里，一看屋里都是便衣特务，我就这样被“关了麻雀”，连夜由警察分局解到军警督察处。头两次过堂我用的化名，第三次过堂法官直呼我名，我才直认是朝阳大学学生和共产党员身份。

在军警督察处号子里，看到新任的中共北京地委书记王荷波。北方局委员刘惕庄（原来兼任北京地委书记）也在放风时看到，但彼此相视而不能交言。大约我们入狱后一星期左右，深夜十一点之谱，把我们带到一个院子里，分两三排坐下，用镁光照了相，一数是27人。大家都想的是刑场上的口号和国际歌；等到第三天晚上，才叫我们出号子。自己也想到时候了，“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因而就不那么怕了。但是要我们盖指印，领被收押的东西（连裤带都收了）。我们想，死还要这些东西干啥？被拉着盖了指印，一数是9个人。深夜镣声响彻街头，这时内心多么想有个认识的人看到我们。走了二三小时，才到达陆军部。有一个法官问了一下姓名，连夜发往柏林寺陆军监狱。到监狱后，又传来张学良在京汉前线败退，要求张作霖严办共产党的消息，我们一线生机又笼罩在惶恐中。过了几天，济难会（国际营救政治犯组织）派人来探监，告诉我们9个屠刀下留下的同志，是因为区学洞（西郊区委委员）的岳丈通过驻外大使顾维钧、王正廷和几个公使分电张作霖营救。区列犯人名单第19名，我列第21名，张作霖虽然在北京做了大元帅，但外交方面没有人，要倚重顾维钧等外交官，所以前18名光荣牺牲，从区学洞以后9人送交军法处。

徐炳藻回忆录首页

我们转到柏林寺监狱后，大约一个星期左右，同乡同学张德久（号长卿，汉阳人，寄居宜都）来探监。他考籍汉阳蔡甸，监狱从典狱长到看守长以至武装门卫，多半是蔡甸人，张德久与看守长也是亲戚。因为张德久的关系，把我带到看守长吴某房里接见。慢慢地我一个人也经常到看守长房里闲谈，摸清了他们已有“树倒猢狲散”的悲哀感。从此我们同案9个人亲朋送来食品、信件、报纸也陆续如数收到，直至1928年四五月间党组织还送进手枪两支。我们被送到陆军部监狱后，不能说完全脱离生命危险。事后据军法处的一姓汪的党员同志（他住在什刹海，军委杨云鹤就住在他家）谈：营救我最力的，要算中校军法官吴雄久。他在军法处说，首犯已大批服刑，应要末减的才送军法处，并对审判长、少将军法官帅某声言，对我们9名犯人仍处极刑他就挂冠。大约是1927年11月份，吴看守长把我叫去，说我们的判决书已下达，又说等级不高，年数不少，是一等徒刑十年。原来带的是活镣，大约是军法处的一个副官想敲竹杠，气势汹汹到监狱把我们9个人改成9斤重镣，并且亲自监督铆成死镣。我们哪知道这一套，从此终夜冷冰冰，走路也渐渐变形。

我出狱后，军法处二等军法官、宜都同乡陈节之请我吃了一顿饭，并未谈到如何营救我们的事。被捕以前，我同陈节之过往不多。至于吴雄久先生，我在被捕前曾相见多次。他同情北伐，1945年我到松滋县任审判员时，曾专程到松滋县老城拜会他。他仍是布衣粗食，任松滋县财政委员会委员长，刚正不阿，算是旧社会一个好人。

大约是1928年初，牢里进来一个穿长袍马褂的人。开始大家以为是普通犯人，经过组织联系，才知道他是新任中共北京地委书记马骏。他在牢中给我们讲：一个革命者应有殉道精神。因为他从苏联回来不久，还给我们讲述了托洛斯基反党活动及其本质。他亲自在一张苦楝纸（学生习字用的粗纸）上写下“故共产党员马骏之墓”几个字。果然不久，他就被军警拉出去枪决牺牲了。事后，我们将他亲笔写的墓碑铭文送到外面去了，如果还在，刊在他的墓碑上，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给人们该是多大的鼓舞！

1928年四五月间，眼看北伐军快到北京，党组织决定越狱，免再入国民党魔掌，先后送来手枪两支，当即与同牢的绥远游击队张司令联系。他有部属十多人也一同坐牢。北伐军到北京前三天，北京已近真空，晚九点钟左右，由张司令部下马连长和共产党员胡德芳等持枪冲锋。卫兵开枪还击，马连长中弹倒地。我们正在开镣，看到冲锋人员又退回来，外面枪声密集，我没有多考虑，去找吴看守长，说张作霖昨天也逃走了，为什么不放我们出去？他说：“门口枪声未息，我都不敢到门口，你们各自回牢房，明天只要有印信提人，提那个我放那个。”我回来和难友一商议，认为这是看守长指出的出狱路子，张司令答应他马上办。果然第二天来了几个穿军装的人，带着斗大的游击队关防。张司令不识字，我们就把他的人和我们8个人名字交给看守长，我们20来人扬长出了陆军部监狱。此次越狱，胡德芳同志冲在最前头，等到看守发觉，他已出大门，所以只有他一人冲出。后来听说他回原籍江陵县草市，因为心怀革命，受到精神刺激。他哥哥怕他惹祸，用铁链把他锁了几个月，才疯狂死去。每忆音容，不觉双泪涔涔。

我们出狱后，党组织把我们安顿在国会街一间住房，只叫在屋内练习走路，不让出门。原来想派我们到京东根据地，又考虑到我们都是学生，南方口音（我们8个人中有2个湖北人，5个四川人），对开展工作不利。大约过了两个月，听说毛主席向党中央要干部，改进军队素质。北方局就介绍我们7个人先到上海，乘新铭轮由天津直放上海，每人发了30元路费，持信到上海南京路一个小里弄的老虎灶询问。第一次是一个妇女看了信封，沉思了一下，回答说没有此人。第二次她直接答复无此人。第三次是一个穿油污破衣的青年工人告诉我们说收件人两星期前就撤了，有危险，不要再来。我们分析，接头地点改变亦属常情，当即函告北京，北京答复：“表妹新址不详”。大家在无可奈何中，决定每人拿粉笔，夜间在马路上把“拥护蒋总司令”的标语改为“打倒蒋总司令”。一连几天看到“打倒”的粉笔字还在，但终未见组织上发现我们。眼看党组织发的30元路费快花光了，白天流浪街头，晚上到大陆大学席地而睡。此间，我在马路上看见一个摆地摊测字算命的，省视是原来朝阳大学同学老朱同志。他入党比我早，相见之下，开始互相惊愕，相谈才知道他在湖南华容起义后逃到上海，找了几个月党组织，也无音讯，才借算命测字为生。我到吃了上餐没有下餐的地步时，他曾支持我几毫子，借以充饥。一天夜晚在大陆大学地板上睡觉，唐在刚同志（原北京西城区委委员）谈到在马路上遇到一个四川同乡，就同他摆龙门阵，说是在上海至福州的海船上当司炉，七攀八攀还同他是一个远房亲戚。我们劝唐抓住这个同乡不放。不久唐在刚利用这个同乡的关系，当“黄鱼”（坐在舱底不买票）到了福州。福州当时是十九路军的天下，有夹缝路可到中央苏区。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我才在反动派报纸上看到苏皖边区主席唐在刚被击毙的消息，其他刊物上也称他是粮尽弹绝才阵亡。他有幸能尽到一个共产党员的天职，死当无恨！

徐炳藻老年留影

大约是1928年底，我们一行只剩下6个人，生活确实无法维持，大家各自寻找亲友谋生。殷学山同志到保定找刘大姐（在北京我们三个人租一间房，殷和刘大姐报的夫妇户口）。1932年我多方打听后得知，他找到了刘大姐，在一个荒僻小学教书，大概是怕革命工作艰辛，忧愤而卒。其余4人各自回了四川，我则到南京找到国民党陆军军需学校校长张叙忠（注：宜都市枝城镇人）。他很高兴，给我介绍一个文书职位，每月18元，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他从日本留学回来后，八两银子见习了两年。我想他介绍的工作在蒋介石的部队，怕露了马脚，就顺便说借20元回家，心想有20元又可混个把月。后经友人介绍，借住在南京成贤街度氏宗祠托人谋事，从此与党组织脱离联系。

(1928年与中共组织失去联系后，历任国民党山东省惠民县法院检察官，西北剿匪总部政训处中校处员，宜都县抗敌动员委员会主任秘书，恩施县政府秘书，松滋县、沔阳县司法处审判官，武昌地方法院推事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历任武汉市油脂公司计划科科长、武汉市木材公司汉阳材场副场长等职。1973年退休，1984年逝世。本文节录自徐炳藻1962年9月和1983年12月撰写的回忆录、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