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上宜都讯（通讯员  明建中）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充满灾难、落后挨打的屈辱史。1840年，大英帝国悍然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用重炮轰开中国的大门。随后，在1856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83年中法战争、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天津北京的庚子之乱中，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屡战屡败，被迫与各国列强签订了十余个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中国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本文作者张继煦就诞生在这样的一个灾难深重的时代。

张继煦

张继煦，又名张勋，号春霆，民国教育家，曾任民国政府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安徽省教育厅厅长、武昌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前身）校长等职。1877年12月12日生于湖北枝江县城（1955年划属宜都县，今宜都市枝城镇城区）一个书香世家。幼时在家塾就读，15岁考中秀才，被选送到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武昌经心书院、两湖书院学习。

在父兄的规划教导下，张继煦从小走的是一条追求科举功名的道路，24岁就考中举人，但国家的贫弱、危急也深深地激发了他的爱国心。1902年，他与黄兴、李书城、万声扬等31名两湖书院学生被湖广总督张之洞选派到日本留学。在东渡日本的轮船上，他与同学纵论国事。谈及强国之策，有的说要从军事着手，有的说要改良工业，张继煦则提出要从普及教育着手。可见此时他已萌生了教育救国的理念。

1902年湖北留日学生在日本刊印的《湖北张继煦与邑人书》

到日本后，张继煦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参与创办爱国革命杂志《湖北学生界》。在日本留学时的所见所闻，使他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抛弃了追求科举功名的奋斗目标，立下了教育救国的远大志向。在《张继煦与邑人书》中，他比照、借鉴西方各国和日本的先进思想和治国方略，提出了众多改变中国落后愚昧状况的真知灼见，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国民与日本国民最大的差距是对国家的认同。日本国民是“人人有一国家形质印于脑中……虽妇人孺子，皆有日本之日本，根于心中，固结不解”，并将此作为国民教育的精神。而中国则是官吏贪横，人民涣散，“各便私图”，一盘散沙，“不知国家之为重”，更谈不上对国民进行国家认同的教育。他以日本国民对待兵役的态度为例，称日本国民认为应征入伍是国民应当缴纳的“血税”，“有入伍者，亲友皆贺，祝其战死”。反观中国，则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将国家利益置诸脑后。可以说，当时中日两国国民在国家认同上的差距是造成两国强弱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者对祖国面临的亡国之祸忧心如焚：“痛我政府之因循如故也！官吏之贪横如故也！人民之涣散顽愚如故也！”哀叹：“以不痛不痒之四万万人，积成不痛不痒之中国，酣睡弗醒，束手待毙。”因而在信中“急不择音”地大声疾呼，以唤醒国人，知耻而后勇，振兴中华。

张继煦与湖北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合影（原载《湖北学生界》）

作者从维新变法、国民士气、效法外国、善用外人、尚武精神、兴办教育六个方面对中日两国现状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剖析，得出了中国“上下努力维新不如日本”“士气之伸不如日本”“善于取法外人不如日本”“善于用外人不如日本”“尚武精神不如日本”“教育勃兴不如日本”的结论。进而揭示当时中日两国最根本的差距是国民素质的差距，一针见血地指出：“以四万万人言之，缠足不能事事之妇女去其半。其所存之半，吸烟（鸦片）废事与愚不识字者占其多数，而所存之少数，又或营营于官场、逐逐于科举，其能知爱国、能与西人竞争者又有几人乎？”随之，作者深刻揭露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狼子野心和鬼蜮伎俩，对国内各种苟且偷安的谬论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驳，提出了效法西方先进思想、政体，吸纳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实行地方自治的治国方略，并针对家乡乡情和社会弊病，条陈具体翔实的改革建议。拳拳赤子之心，跃然纸上！

这封力透纸背、浸盈作者浓烈爱国情怀的《与邑人书》，道出了中国留日学生的共同心声。它不仅是作者致家乡同胞的信，也是致中国同胞的信，对全国同胞都有警示、劝导和教化作用。这也是作者20位中国留日同学之所以共同集资刊印书信，以广为流传的原因。即使在今天，这封书信仍具有不可磨灭的警示、鉴戒意义。它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那段历史的了解，启迪我们深刻反思至今仍然存在的国民人性弱点和仍未革除的社会弊病，居安思危，高度警惕历史悲剧的重演！

作者的老师、湖广总督张之洞曾言：“我两任湖广总督，历十七载，得弟子万余人，其中惟张继煦的文章必传。”今日看来，此言不虚！

（注：此书原题为《枝江张继煦与邑人书》，1902年由作者20位中国留日同学在日本印制；另一版本由湖北留日学生印制，书名为《湖北张继煦与邑人书》）

张继煦，号春霆，又名张勋，清末举人，民国教育家。祖籍江西瑞州府高安县（今江西省高安市），明代，先祖张寿兴由江西迁居湖北松滋县，其后，子孙散居于松滋、枝江、远安等地。清朝乾隆年间，张继煦曾祖父张懋由枝江百里洲迁居枝江县城（今宜都市枝城镇城区）大东门。伯祖父张一芝，号丹崖，例贡，曾任枣阳教谕、武昌府学教授。父亲张元佩，号松龄，廪贡，曾任应城、孝感、京山训导。长兄张继丙，号小松，举人，候补知县，曾任枝江高等小学校长。1877年12月12日，张继煦出生于枝江县城大东门这个书香世家。

宜都市枝城镇原枝江县城大东门张继煦故居遗址（左侧大楼处。明建中摄）

张继煦幼时从长兄张继丙在家塾就读，15岁考中秀才，因县试、府试成绩优异，被选送到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武昌经心书院、两湖书院学习，24岁（1901年）考取庚子、癸卯并科举人。张之洞将其视为得意门生，曾言：“我两任湖广总督，历十七载，得弟子万余人，其中惟张继煦的文章必传。”

1902年，张继煦与李书城、万声扬、李步青等31人被选为官费留日生，渡海赴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留学。此次留日对张继煦的人生观产生了重大影响。张继煦在《与邑人书》中说：“煦少沉溺于科举之学，耗精疲神，冀侥幸一旦。……科举而外，不知国家之为重也。东渡后，闻彼教习所讲，始知有国民之说，”“生于一国之中，即当有一国之责任。”而“人人有一国家之形质印于脑中，则民气自强，民心自固。”从此，他抛弃为个人功名利禄奋斗的科举之路，立下教育强国的宏大志愿。

留日期间，张继煦参与创办爱国革命杂志《湖北学生界》，为该刊撰写《叙论》《致国内同胞书》《教育关系国家成立说》等重要文章。警示国人：“危哉中国！其为各国竞争中心点！”满怀爱国热忱大声疾呼：“愿同胞，救中国！”文章犹如匕首投枪，引起清朝统治者的惶恐。1903年，清廷责成张之洞将《湖北学生界》主要撰稿人刘成禹、张继煦电召回国。

1907年，张继煦任湖北省学务公所实业科科长，并兼任两湖总师范学堂和文普通学堂教员，后任奉天省（今辽宁省）候补知府。辛亥革命后回鄂任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兼优级师范国文教员，创办《文史杂志》。1915年至1919年历任教育部视学、普通教育司司长，并主办国音传习所，在全国推广国音（标准音，即普通话的先声）。1919年至1922年任安徽省教育厅厅长，与军阀力争教育经费独立，选拔章伯钧、孙文园、高一涵等一批有真才实学、思想进步的教师担任各校校长。1921年，安庆爆发学生运动，遭到军警的血腥镇压。学生群情激愤，抬着被打死的学生遗体上街游行。张继煦以教育厅厅长的身份，在教育厅门前供奉香火纸烛，为遇难学生举行路祭。安徽都督马连甲要镇压学潮，逮捕学生领袖，宴请张继煦，让张继煦交出学生领袖名单。张继煦断然拒绝：“头可断，名单绝不交！”1922年1月，当张继煦离皖返鄂调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时，教师、学生为其列队奏乐送行。

1923年，武昌高师改名为武昌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前身）。张继煦大胆改革，首开新风，破禁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创立旁听生制度，旁听生达到在校学生的40%；废除学年制，采用学分制，学生取得满分，便可提前毕业；取消学监制度，成立学生自治会，协理校务，发挥学生自治作用。同时广聘知名学者、教授、进步人士来校授课；筹集经费，扩建学校。1924年夏，因学生公费待遇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张继煦愤然辞去校长职务。1928年至1929年任湖北省政府视察。1935年至1949年任湖北省通志馆总纂。

在张继煦的教育生涯中，有一所他为之付出半生精力的学校——武昌荆南初级中学。1912年，湖北军政府教育司副司长时象晋和时任武昌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的张继煦，联合原荆州府所属江陵、公安、石首、监利、松滋、枝江、宜都七县旅省人士，利用荆州府存省的一笔学款创办了私立武昌荆南初级中学，以培养家乡青年学生。张继煦兼任学校董事会董事长，1922年至1925年兼任校长。1929年7月，他再次担任校长。此前，荆南中学因经费困难，难以为继，4位校长相继辞职。张继煦上任后，利用其社会关系和威望，促请省财政厅批准，每年从原荆州府七县抽取棉花捐5000元作为办学经费，缓解了学校经费困难。他延聘优秀教师。1930年学校24名教职员中，大学本科学历有15名、专科学历2名。1933年学校大专以上学历的教师达到97%，并给予教师超出公立学校教师的优厚待遇，同时严格训育学生，为提高教学质量提供了充分保证。1935年，荆南中学毕业班学生参加全省毕业会考，成绩位列全省第一。1936年武汉大学招收新生，前十名学生中就有两名荆中学生。

1938年夏，日本侵略军逼近武汉，国民政府下令学校西迁。荆南中学迁至枝江县城。1940年6月，枝江江北地区沦陷，为躲避日军炮火轰炸，张继煦在枝江架锅山租房屋4栋、田40亩，赶建土墙草顶教室校舍数栋，将学校迁往架锅山。他选录历代爱国名贤语录，遍贴门墙，亲笔为校门题写楹联：“期黉中广储人才，学书学剑八千子弟过江东；望诸生勿忘国耻，立志立功十六燕云收蓟北。”激励学生铭记国耻，抗日救国。

宜都市二中（前身为私立武昌荆南中学）校园中的张继煦铜像（明建中摄）

1941年秋，荆南中学改为枝江县立初级中学，张继煦仍任校长。1943年5月12日，日军渡江南犯。张继煦立即召集全校师生开会，历数日军侵华暴行，动员大家组织起来，抗击日本侵略军。演讲时声泪俱下，听者无不义愤填膺。随后，年届67岁的张继煦率领200余名师生携40支步枪转移到黎家坪苞芦坑（又名抛土坑），准备与日军打游击。后因学生年幼，毫无作战经验，遂向省政府驻地恩施撤退。取道宜都、长阳、巴东、建始等县，历时22天，步行700余里。途中以红苕、野菜充饥，饮泉水止渴，跋山涉水，日晒雨淋，历尽艰辛。张继煦曾赋诗记其行状：“豺狼纵横地，仓皇挈室行。湿衣肤起栗，托钵口分粮。登陟夸腰脚，辛酸到肺肠。故人惊问讯，人海暂身藏。”到达恩施时，张继煦已衣烂鞋破，瘦骨嶙峋。女儿张叙敬为其洗脚时发现，父亲脚上尽是伤痕，趾甲已经脱落。省会各界人士无不佩服张继煦爱国壮举。省临时参议会议长石瑛、省通志馆馆长李书城等社会名流前往欢迎、慰问，称其“正气所系，师表所存”。1943年秋至1945年，张继煦先后兼任湖北省立教育学院史地专修科主任，国立湖北师范学院教务长、国文系主任。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张继煦再次兼任枝江县立初级中学校长。1946年2月，枝江中学由架锅山迁回县城。张继煦置自己被日军炸毁的祖宅于不顾，倾尽心血筹集经费、物资，为枝江中学建起两栋两层楼的新式教学楼和一栋女生宿舍，修复了被日军炸毁的旧校舍。1946年冬，张继煦不再兼任枝江中学校长，但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该校发展。30余年来，这所浸透了他半生心血的学校，为国家培育了大批人材，诞生了一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

张继煦任湖北省通志馆总纂15年，撰写了《张文襄公治鄂记》《日内瓦三国海军会议始末记》《异字考》《心影》等著作、文章、诗词。遗憾的是，因战乱变故，部分著作、文稿已湮灭失传。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继煦历任湖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武汉市人民政府委员、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等职，致力于文史资料的搜集整理。他一生惜时如金，清正廉洁。自拟一副对联：“闲过今日，更无今日；妄取一文，不值一文。”将其作为座右铭。1922年他兼任荆南中学校长，学校按惯例付给他每月40元车马费，他却拒收。抗战时有乡绅见他家中人多，生活困窘，欲赠他年收三十石租谷的水田，他断然谢绝。祖宅毁于日军炮火，亲友要赠送木材、砖瓦，并代为修复，他坚辞不受。新中国成立初，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给张继煦等几位湖北教育界的名宿送了一笔生活补助费，他却说：“无功不受禄。”拒不收受。他的学生董必武知悉后，赞道：“春老节操犹如往昔，真吾师也！”

武昌石门峰公墓张继煦墓碑（明建中摄）

1955年12月21日，张继煦在武昌病逝，葬于武昌石门峰公墓，享年78岁。

（编辑：刘娟  审核：党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