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由宜都市史志研究中心编辑的《长夜难明赤县天——一位贫苦学子的民国记忆》出版。该书收录原宜昌市第三技校党支部书记、91岁高龄的熊光炎先生撰写的民国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回忆录85篇，宜都籍医学家、医学教育家朱裕璧，原陆城布匹行业公会理事长王子观等人撰写的《“丘八”砸剧场》《旧陆城乞丐面面观》《堂弟慧伯遇险记》《1944，日军炮击、空袭下的陆城》《安福寺农代会上穷人找到了穷根》回忆录5篇，历史图片70余幅，其中20余幅历史图片为首次公开发表。该书真实地展示了旧中国处于社会最底层、占人口大多数穷人的贫苦生活和贫穷落后，封建愚昧的社会状况，为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读者提供了一部认识旧中国、新旧对比，鲜活生动的历史读本。
民国时期宜都贫苦农民姚婆婆居住的土墙草屋。宜都市档案馆提供。
民国时期宜都穷人生存状况与社会百态的真实剪影
——读《一位贫苦学子的民国记忆》有感
向光武 明建中
“乡丁要我爹交出侄儿当壮丁，交不出来就要把他吊起来拷打。我吓得大哭大闹，但他们谁也不理我，就把我爹捆到乡公所去了。外面漆黑一片，又下着大暴雨，地主一家对我不问不闻，只有11岁的我只好硬着头皮，一面嚎啕大哭，一面手脚并用地往家里爬。在狭窄弯曲、半公里长的水田堤埂上一爬一滚，几次滚到水田里。我拼命地爬呀爬，好不容易爬到家，全身衣服，外面滚了一身泥水，里面也被汗水湿透，不像一个人了。母亲见了也哭起来。听我诉说父亲已被捆到乡公所时，更是嚎啕大哭，母子俩都成了泪人儿。”
上述这段记叙是本书作者熊光炎对民国时期国民党乡丁为抓壮丁吊打其父，祸害其家的一段悲惨回忆。
民国时期逃荒要饭的宜都贫苦妇女。宜都市档案馆提供。
熊光炎，1929年生于宜都县红花套陈家冲垴上（今属宜都市红花套镇红花套村六组）一个贫农家庭。在十分贫困的条件下，靠着勤工俭学先后读完私塾、小学、宜都县立初中、宜都（宜昌）师范学校。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小学教师、红花套区教育组组长、中共红花套区委宣传委员、中共宜昌市第三技校支部书记等职，1989年退休。2002年，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撰写了这部自传体回忆录（原名《我的学生时代》），鲜活、真实地呈现了旧中国处于社会最底层、占人口大多数穷人的生存状况和社会百态，以大量生动详实的事例具体展现、印证了毛主席诗词“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对旧中国苦难历史的形象描述。
以熊光炎的家庭而言：全家住地主的屋，种地主的田，辛苦劳作，却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生活贫困，还欠下1200串铜元的债务。“农活、家务活样样都会干”勤劳节俭的父亲只能“吃糠咽菜饱肚子，粗布烂衣御寒蔽体”。无钱延医，小腿疮口只能用铜片遮盖，布条包扎，冬天双脚裂口，竟然自己用衣针棉线缝合。母亲一生为“三寸金莲”所缚。“因常年要吃糠咽菜，她每天晚上必须细细地切一大筲箕‘夹饭菜’”，“还要抓住冬春两季昼短夜长之机，在梓油灯下纺线织布。”除担任繁重的家务活外，还要颠着小脚随丈夫下田生产。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年仅8岁的熊光炎就站着椅子上灶台，学会了做饭炒菜。因生活贫困，医疗条件差，父母生育了8个孩子只存活了3个……
民国时期宜都陆城小学的女学生。杨声珍（左2）提供。
以熊光炎的乡邻而言：可怜的寡妇曹程氏，原嫁方姓男人，丈夫赌博输钱，竟将她以800串铜钱“拍卖”还赌债。再嫁之夫死后与两个儿女相依为命，佃种地主“舅爷”1.8亩水田，竟要按3亩水田交纳的租谷交600斤租谷。1941年大天旱，即使曹程氏下跪求情，全部收成200斤稻谷也被无情的地主“舅爷”全数没收。宜都云池张姓农民因天旱无收向地主借了一石二斗苞谷度灾，第二年还不起连本带息的一石八斗苞谷债，被迫将自己16岁的黄花闺女送给46岁的地主当小老婆抵债。熊光炎的堂兄熊光才孤身一人，家贫如洗，40多岁还是“光棍”，只有依照旧俗，半夜三更抢来寡妇当老婆。灾荒年，吴家岗乡中心小学的穷学生为了充饥，竟然偷吃地主家的猪食。“穷人过年亦是过难关”“一些债主老爷都要趁‘过年关’之机来逼债，牵猪赶牛，端锅拿肉，抱棉絮，抢少女，搞得凄惨至极。”青壮年为逃避兵役而自残。张家坳口的辛钰远用缝衣针刺瞎自己的右眼，蔡冲的赵家荣剁掉了右手食指……
而妇女的社会地位则更加低下。“女人一生下来就不受欢迎，被称为‘赔钱货’”“有的干脆就被父母溺死”“在只有两三岁时，就被深受封建道德毒害、摧残的母亲，含泪用布条硬是把一双天足缠成畸形小脚，”终身残废。“男尊女卑”“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一辈子只能依附男人生活，吃饭都不能上餐桌。对公婆、丈夫的虐待只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连姓名权都被剥夺……
清末时期，横陈烟塌，吸食鸦片的小脚贵妇。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地主富豪、乡长保长则花天酒地，作威作福。富甲一方的大地主程彝卿投资数万银元，用一年多时间建起一栋占地1000多平方米、楼高五层、乡村罕见、闻名遐迩的“程家洋房子”，但灾荒年却不给佃户兼堂妹曹程氏一家三口留下一颗救命粮。穷人无钱娶妻打光棍，地主富豪却娶三四个小老婆。白洪溪地主杨凤溪人伦尽丧，竟同娶亲生母女为姨太太。陈家冲豪绅鄢汉卿，手持文明棍，身着绸缎衣，脚穿黑皮鞋，“眼睛长在额角上”，对佃户、长工声色俱厉，开口就骂，动手就打。乡长保长用绳索捆绑，强行抓壮丁。熊光炎的堂兄跑了却找熊光炎的父亲要人，交不出人就将他关押吊打。横行霸道，草菅人命……
旧中国的社会百态亦在回忆录中得到充分的展示：私塾学堂，“凡是认不到字、写错字和背不到书的学生，都要被老师打手板。”调皮犯错的学生“自己搬来板凳扑在上面，让老师打屁股。”穷人被狗咬伤，竟用煤油“消毒”，稀辣椒敷伤。治安秩序混乱，“有一点钱的人被抢是常事”，连“穷得叮当响”的祝家喜亦被偷鸡贼光顾，在追贼中遇害。宗族、民间可以对忤逆不孝之徒和犯法之人执行私刑：活埋或沉水。十余岁的熊光炎执行“家法”，竟可棒打比其父年龄还大的不孝之侄。“庙宇、祠堂星罗棋布，多如牛毛。”小小陆城，不到2平方公里，就有8座大庙和数不清的小庙。“凡是人户多的大姓，都有一座大祠堂，而且同姓各宗各是各的祠堂”。红花套地区5里路内竟有7座周（邹）姓祠堂。20世纪40年代后期，国民政府货币极速贬值，农民上午卖一头200多斤肥猪的钱，下午竟买不了一头十斤重的仔猪，钞票如同废纸，人们只好又恢复上古时期的作法“以物易物”。高寒山区农民“夜晚不在床上睡，苞谷壳叶当棉被；姑娘衣烂不遮体，躲入深闺羞见人。”……
1949年10月1日《宜昌日报》报道：“宜都安福寺农代会上穷人找到穷根”
同时，作者还对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的全民修筑抗日工事、日军侵犯宜都、爱国将领冯玉祥来宜都视察、苏联援华军机迫降红花套、中日军机空战、古老背邹连山游击队、学校学习生活、地理名师熊筱崮、日全食等历史事件、人物和自然现象进行了详实的记录，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弥补了官方史料记载的不足。
总之，这部回忆录是一部民国社会的历史剪影。它真实地展现了旧中国处于社会最底层、占人口大多数穷人的贫苦生活和贫穷落后，封建愚昧的社会状况。而这段历史正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生的读者未能亲身体验，缺乏了解的。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如果我们不了解旧中国的贫穷落后，就无法了解旧中国与新中国的天壤之别，无法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正确性，甚至会因一叶障目，被一些攻击社会主义道路，否定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剥削阶级歌功颂德、涂脂抹粉的谬论所迷惑。而熊光炎先生的“民国记忆”，则为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的读者提供了一部认识旧中国、新旧对比、鲜活生动的历史读本，必将有助于我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国情观、生活观和价值观，不忘旧中国苦难深重的历史，珍惜今天幸福美好的生活，牢记振兴中华的伟大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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