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环球时报（英文版）12-13版，整版推介我国禁渔工作，重点聚焦宜昌市。

并在环球网CHINA首页头条推荐

以下是全文中文翻译

长江10年禁渔令如火如荼落地

显示中国恢复生态的决心

中国最长的河流长江的水面仍然熙熙攘攘，但渔船已经逐渐消失。当长江干流开始实施10年禁渔令时，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迎来了生态恢复的历史机遇。

2021年1月1日，长江沿岸所有天然水道实施了为期10年的休渔期，约23.1万名渔民在十几个省级地区交出了近11.1万艘渔船。这种“鱼进人退”的运动不仅恢复了江中的鱼类数量，也为上岸的渔民创造了新的生活。

渔业官员和专家对《环球时报》表示，长江休渔10年反映了中国优先保护生态的承诺。全面和可持续地执行这项政策也是一项运动，需要下决心和作出巨大努力，以造福子孙后代。

危机的“解药”

在中国中部的湖北省宜昌，许多人充满期待和希望地度过了上个周末，因为他们欢送了1万条中华鲟跳入长江，离开了熟悉的圈养繁殖环境，从宜昌游到中下游，最终进入海洋和海洋10年后再次回到长江产卵。

“这是自10年禁渔令在长江这些关键水域实施以来的首次放流。我们都知道长江病了。一位宜昌市民告诉《环球时报》，一项长期的禁渔和放生举措可能是解药。”

中国农业农村部2019年12月宣布，自2021年1月1日起，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禁止生产性捕捞天然渔业资源。

3月1日，《长江保护法》正式实施，进一步推动了10年禁渔政策在立法层面的落实。

山东大学渔业资源保护专家王亚民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经过多年考虑，政府终于下定决心禁止捕捞，表明保护长江生态的最关键时刻已经到来。”

长江是世界上水生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河流之一，有大约424种鱼类，其中183种是特有的。然而，由于过度捕捞和水体污染，长江水生生物环境不断恶化。

在过去的几年里，与三四十年前相比，以前长江常见的家养鱼类资源已经下降到不到十分之一。像长江海豚这样的珍稀物种自2004年以来还没有出现过。中华鲟和长江江豚也濒临灭绝。

“长江鱼类的繁殖周期约为3至4年，与以往3个月的禁渔期相比，10年的禁渔期可使其繁殖3代左右，这可能导致这些鱼类的数量大幅增加”王亚民说。

全民行动

宜昌市渔政监督支队副支队长莫宏远对《环球时报》说：“这项禁令是针对过度捕捞的10年‘人民战争’。”

不过，莫宏源指出，宜昌曾经是过度捕捞的重灾区，因为宜昌地处长江中上游和三峡大坝库区腹地的交界处。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加上丰富的鱼类资源，对非法捕捞者极具诱惑力。

2018年，宜昌率先成为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在长江干流沿线安装了14台高清摄像机，实现了对重点水域24小时不间断监测。

目前，宜昌市已进一步安排资金1600万元（约合244万美元），计划在全长232公里的长江宜昌段部署100多个监测探头，莫宏源介绍，同时部署了科研团队对江面船舶航行轨迹和人员流动进行大数据存储和算法分析。

“此前，许多渔民在禁渔季节夜间秘密捕鱼。一旦被抓到，他们就会把网扔进水里，这样我们就没有证据监管了。现在，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支持证据检索的智能监管系统，有利于执法的顺利进行。”

《环球时报》发现，除宜昌外，长江沿岸多个城市都加大了禁渔的执行力度。如在长江上游，贵州省公安厅出动警用直升机和无人机，对非法捕捞高发区进行定期高空巡查。

今年，在长江口，上海逐步完成了对沿江非法船舶的清理工作，对所有滩涂、水闸实行封闭管理，加强人员综合管理，切断了便利非法捕捞的岸基服务链条，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一位曾姓官员告诉《环球时报》。

“长江上所有的人都行动了起来。”宜昌市农业农村局渔政科科长邹力说。

邹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由于许多渔民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不了解电鱼、毒鱼、炸鱼等非法捕鱼方法的巨大影响。加强宣传后，更多的人环保意识增强。一些市民甚至自发制作标语和视频，在互联网上宣传禁渔令。

2020年，以打鱼为生23年的刘承林收网，参加了宜昌市农业农村局组织的反渔巡逻队。

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队员们都是退出捕捞的渔民，“我们确切知道哪里会发生非法捕捞事件，市场上哪些鱼是长江野生的。我认为，我们的工作是利用从她那里学到的技能，对长江的‘反哺’。”

“越来越多的企业、组织和个人加入到禁渔运动中来。我们想看到更多的鱼，看到濒临灭绝的长江江豚再次出现在群体中。”长期致力于保护江豚的非政府组织“稻草圈圈”秘书长陈伟康对《环球时报》说：“我们希望我们的母亲河正在逐渐恢复以前的活力。”

为了长久的幸福

宜昌市枝城镇白水港村村委会书记李春梅欣慰地感慨，村民在退捕上岸后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但李春梅也不会忘记，在渔船被从长江里拖上岸集中回收拆解的那一天，几十个渔民流着泪，对陪伴自己几十年的渔船摸了又摸，久久不愿离开。

李春梅说村民们曾在面对十年禁捕令时曾经无比焦虑，“当了一辈子的渔民，他们不知道上岸之后能够做什么。”幸运的是，当地政府积极协助渔民安置。除了对交出渔船和渔具的人给予超过20万元人民币（30562美元）的一次性经济补偿外，还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安置政策，包括协助就业、实行全覆盖养老保险和每月生活津贴。

白水岗村还建了“渔民驿站”，展示当地群众捐赠的渔船和工具。

“现在很多渔民去不远处的工业园区打工。当他们有空的时候，他们定会到驿站四处看看。”

在长江中下游的鄱阳湖，五十多岁的渔民张宝生经营着一家以渔民传统美食为特色的餐馆。

“过去，我们的捕鱼收入不断减少。放弃捕鱼后，我参加了农村社会保险，同时享受政府的补贴。当生意好的时候，我一年能挣10万元人民币（15264美元）。”张说。

前渔民陈化林在交还渔船后，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购买了一艘更大的清洁船，并成立了清洁公司，为等待通过宜昌大坝的货船提供垃圾和污水回收服务。他每月处理多达180吨垃圾，月收入超过7万元人民币（10700美元）。

“我还在长江上工作，但不是伤害而是保护她，我感到很有成就感”，陈告诉《环球时报》。

统计显示，截至2021年1月31日，中国已向退出捕捞的渔民全额提供补偿和补贴资金251.67亿元人民币（约合38.4亿美元）。重点水域共转移产业人口129743人（占待转移产业基数的99.76%），社会保障人口171626人。

“在禁令出台之前，我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努力，因为我们不能仅仅着眼于未来十年，而必须为长远做好准备，”王亚民说，中国用长江渔业的经济收益换取生态恢复和沿江人民的福祉，是一个勇敢的决定。

王亚民说，下一阶段，规范打击非法捕捞行为，进一步出台一系列照顾渔民福利的措施，加强长江流域生态修复的科学研究和监测，将是工作的重点。

长江大保护，携手禁捕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