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胆忠心昭日月

——忆湖北宜都早期共产党员赵玉阶



潘祖德


导语

赵玉阶(1896-1970),湖北宜都市高坝洲镇青林寺人。年幼时上过私塾,后随老中医学医。1914年,他在家乡胥家冲开药铺行医。1919年,他迁往松滋沙道观与肖家咀一带行医。1927年,赵玉阶经松滋共产党员张波臣介绍入党,后被指定为松滋县第一个基层党组织——肖家咀党支部书记;从大革命时期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赵玉阶曾组织当地农民协会,配合贺龙开展游击活动。1930年,贺龙曾拨给赵玉阶枪支和活动经费,作为县委办公和游击之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赵玉阶生活拮据,曾与贺龙书信往来,并得到一定经济资助。中老年时期,赵玉阶从事乡村医务工作。

赵玉阶,原名赵廷玺,曾用名赵庆甦,1896年出生,宜都市高坝洲镇青林寺村赵家坪人。据当地老人介绍,赵家祖辈种地,赵玉阶儿时上过三年私塾,后随当地老先生学了中医。十三岁至十七岁期间,赵玉阶在老家种地、织布兼修医术;十八岁时,他在青林寺胥家冲正式开设药铺行医。据民间传,赵玉阶学成中医后,不仅淬炼医术,而且讲究医德。他能治疗许多疾病。从不饮酒,百姓找他出诊一直坚持步行,不许雇人用轿子抬他,一时成为地方颇有口碑的医生。

2011年青林寺党员吴静远提供手稿

曾见闻过赵玉阶的老党员、青林寺村退休干部,现已八十岁的吴静远,早在2011年就向笔者提供千余字手稿,深切回忆大革命时期走出青林寺的中共地下党员赵玉阶。背景波澜壮阔,脚印遍及鄂西,情节险象环生,却因缺少关键性材料,笔者不敢贸然动笔。

作者(中)采访老党员

 直到近年,在获得更多关于赵玉阶身世以及他早期参与革命活动的线索后,本人才继续坚持写下来。还原故事的过程真相,需要进一步求证多个疑问。前不久笔者再次走进青林寺,采访吴静远和另一位老党员赵兴寿。二老精神矍铄、思路清晰,经过反复回想、比对,涉及赵玉阶及其家庭的诸多疑点、盲点问题,逐一变得明朗起来。

赵玉阶生活在贫困的家境中,祖辈几代均为农民,而且没有自己的土地,常年以租种大户佃田为生。封建时代,佃户被残酷的剥削制度困扰,不仅丧失人身自由,还随时受到被地主夺佃的威胁。穷则思变。富有远见的赵家长辈,从牙缝积攒一点财物,送年幼的玉阶念了几年私塾,打下识文断字的基础,后托付老中医廖宗泽收他为门下学徒。正因如此,成年的赵玉阶深知农村贫困、农民疾苦,后来他坚持一边种地一边行医。到了民国七年,世界性大流感爆发,受波及的青林寺及周边农村,不少家庭已受重创。二十岁刚出头的帅医哥赵玉阶,成天治病救人让他忙得焦头烂额。屋漏偏遇连阴雨,正当无数农家遭受瘟疫折磨甚至失去亲人的时候,温顺的清江又被罕见的暴雨推波助澜,沿岸大面积农田被洪水无情淹没。赵玉阶家庭亦受其害,租种的佃田因急于行医和水灾频发等叠加缘故导致荒芜。长期这样,佃主担心赵家贻误土地收益,便借故中止佃契,收回他们的佃田。

民国八年(1919年),不甘屈辱的赵玉阶,举家迁往松滋县沙道观和肖家咀一带落脚,还是边种佃田边行医,维持一家生活。

素有小沙市之称的沙道观,商贾云集。几经考察后,赵玉阶租住对河肖家咀,凭着娴熟的医术和博爱的医道,开始谨慎地行医。

到了1927年9月,天气转凉。这天,刚去偏远农户出诊回家的赵玉阶,迎来一位头戴草帽、身着布衫的年轻人,言语不多的他进屋落座求诊。经过一番望闻问切后,赵玉阶微笑探问:“令兄脸色红润,脉行正常,何来之疾?”年轻人故作神秘道:“本人病情复杂,已遍寻名医诊治,大都如你所说。先生仁慈可亲,何不留我住上几日,等观察仔细再作诊断!”这位风度翩翩的求医青年名叫张波臣。

张波臣时年22岁。年龄虽比赵玉阶小九岁,但当年他已是中共松滋县委创建人之一,同时兼任第一届共青团松滋县委书记。1928年6月,在松滋县党部执行委员会领导下,23岁的张波臣出任总指挥,开启威震荆楚大地的九岭岗暴动。1930年张波臣被党组织派往贺龙麾下的红军某部任团长,同年9月在沙市战役中壮烈牺牲。

书归正题。在认识和求医之前,张波臣已对赵玉阶作过数次调查。当得知赵先生有文化,且同情穷苦民众,相处几日他俩便成为挚友,常在河边一起散步,促膝谈心。取得信任之后,张波臣坦诚地说:“我的确没病,先生诊断没错。但我们国家有没有病?我们的民族有没有病?……”玉阶被波臣友一连串醍醐灌顶的疑问所打动。他坐立不安紧锁眉头追问:“这世道内忧外患,叫我们能怎么办?”

“有办法!”波臣乘势而谈,“救国救民者,唯有共产党!”

“共产党我也听说过,可现在不是到处被追查、被捉拿么?”赵玉阶满是疑惑,却又凑近张波臣耳边好奇地低声问。

“共产党是捉不尽、杀不绝的。”张波臣满怀信心地说,“我就是共产党!”“你是?”赵玉阶猛地站定,一阵恐慌一阵欣喜。

回到诊所,两人彻夜长谈,赵玉阶理解并表示愿意参加革命。翌日黎明,张波臣郑重宣布:“从现在起,先生就是共产党员了。让我们举起右手,庄严宣誓吧——”曙光映红了大地,映红了他们的脸。

赵玉阶紧握张波臣的手,兴奋地说:“今后听你的,你才是真正的大先生!”他不仅口头宣誓,还在后期多年工作中践行承诺。

遵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赵玉阶以行医作掩护,秘密发展共产党员。入党后三个多月,他发展陈洪斗、汪永金、陈洪康、盛善学、邓时甫、邓全英、汪永茂等七名党员。年底,张波臣再次到沙道观考察,认为创建党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随后,他主持并建立松滋县第一个基层党组织——中共肖家咀支部,赵玉阶被指定为支部书记。

天有不测风云。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地方武装,视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工农武装为“洪水猛兽”,大力叫嚣并疯狂执行“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个”的“清共”政策。

松(滋)枝(江)宜(都)三县联合的革命形势日益严峻,尤其在1928年九岭岗起义遭血腥镇压之后,松滋农民革命运动再次进入低潮。此时,赵玉阶组织党员,仍在当地寻求时机秘密开展活动。他们以亲串亲、邻串邻的方式发展农协会员,恢复和建立农协组织,向贫困百姓宣传革命思想,传播先进文化,反对苛捐杂税,并在农会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组织农民革命队伍。

经过长期探索,赵玉阶研制出疗效好的枪伤药,在漫漫行医途中,常遇江陵、洪湖过来的赤卫队员找他疗伤。每次,他都冒着危险义不容辞地精心救治,让病号早日归队。后被贺老总闻讯召见,并征询他愿否留任赤卫队医生,赵玉阶欣然同意。这应该是他与贺龙早期交集的线索之一。在贺老总的关怀下,赵玉阶也成为一名赤卫队员。

此后,他担负起繁重的任务,除了给赤卫队员秘密疗伤治病,赵玉阶还经常冒着风险外出行医,不断搜集敌情,在松滋、枝江一带智斗地方豪绅和土财主,为党组织筹措经费。尽管是秘密工作,但敌特的破坏力依然很大。在遭遇国民党反动军队的疯狂围剿后,赤卫队几经转移。赵玉阶与敌人不停周旋,从洪湖转至松滋,后又从松滋转到枝江。其间,根据鄂西特委指示,松(滋)、枝(江)、宜(都)三县联合成立党部委员会,赵玉阶担任委员会委员分管组织工作。

随着九岭岗起义失败,民国十九年(1930年)夏,松滋沙道观、米积台地区党组织,接连遭到国民党军独立第十四旅和团防“清剿”破坏,赵玉阶回宜都从事革命活动。同年11月,他回到青林寺,利用亲友关系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他向入党对象宣传党的革命纲领,主张对外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对内铲除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废除旧制度,建立新中国,实现人人有饭吃、有衣穿。

为鼓舞赵玉阶勇于斗争的精神,弥补基层党组织办公和游击经费的短缺,这一年,已出任红二军团长的贺龙,特拨枪两支、光洋580元、黄金5两并辗转送达。宜都大地风起云涌,赵玉阶和他的同志们马不停蹄进行宣传发动。短短数月,在青林寺、赵家坪一带,他们先后动员发展廖缉伍(私塾先生)、廖悦波(小生意店)、廖光照(织布)、廖杰臣(道士)、吴金山(铁匠)、郭庆富(种佃田)、邹新垣(布店)等七人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1月的一晚,在党员廖悦波家中召开中共青林寺支部成立会议,推选廖缉伍任支部书记。支部下设两个党小组:第一组组长邹新垣,第二组组长廖光照。

随后,党小组分别在鄢家沱、青林寺等多地发展党组织。除了几名党员骨干,还有像廖光硕、吴明科等佃户的庄稼汉加入,支持党领导的游击队开展革命活动。武器不够用,党员吴金山凭着娴熟的铁匠技艺,很快学会仿造马枪。这种马枪比步枪短,比手枪长,只是比真枪的射程短,敌方辨不出真假,派上近距离射杀还是很有威力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赵玉阶还与在长阳入党的鄢家沱共产党员冯瑞辉取得联系。那时,冯瑞辉自任队长,在鄢家沱小镇上以客栈作掩护,秘建一支拥有10余人枪的鄢家沱游击队,主要目标是打土豪、袭团防。他们乔装棉花贩子,将缴获的武器弹药裹在棉花包里,或伺机藏进送祝米的盒箱里,大摇大摆通过团防哨卡,送到长阳西流溪、资丘,再转运至鄂西游击大队,支援苏区武装斗争。令人悲愤的是,1932年4月,冯瑞辉和群众骨干廖光硕被地主武装抓捕杀害。

当年,平日狐假虎威欺压百姓的反动武装,亦被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吓如惊弓之鸟。一日,红军李步云师突袭长阳平洛区公所,当时有人放出信息,李部还将攻打长阳县城,且谣传前哨部队已达距县政府十里路的三里店。姓杨的县长闻讯大惊失色,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来不及求证,宁可信其有,犹豫片刻后伪县长选择逃命要紧,已顾不得政府的一丝颜面。只见他套上一身旧衣逃出东门,一路小跑。翻山越岭气喘吁吁急奔四十里路,到达青林寺游士坡时天色已晚。

当时只顾逃命,生怕红军追来砍了脑壳,杨县长居然连途中跑掉一只鞋都没有在意,直到落宿青林寺松记客栈才发现。第二天,长阳保安大队派八个人找县长,他们一边走一边向路人打听,毫无顾忌地询问见到长阳的县长没有。游击队侦察员很快得到消息,找县长的人个个背有枪支。这一敌情迅速反馈到冯瑞辉客栈,冯队长立即禀报赵玉阶,并安排游击队埋伏到天花坪,锁定他们还会原路返回。

再说找县长的八个人,几乎断定县长不会舍近求远,很可能走北大路逃往宜都。于是,他们循着鄢家沱方向下了土地岭。当行至邓家坪大路时,忽见“鼠”县长失落的一只鞋正在路边。他们提着鞋,洋洋得意地沿大路寻至游土坡松记客栈,正欲探问伪县长下落,倏地眼前一亮,一副邋遢模样的县长大人就藏在那个偏屋旁的角落。

“杨县长在这里呀,您让我们找得好苦啊!”店老板廖宗松也大吃一惊,原来此人就是长阳的县长。在场的人见他这般狼狈,又气又嗨,却不敢笑出声,赶紧把鞋子给县长穿好,让他回府坐镇。

这路散兵怎么也没料到,回去的道儿远比来时路更为凶险。一行人前呼后拥,正暗自庆幸找回了主子。可等他们刚到天花坪时,只见彪形大汉冯队长举着马枪从天而降,一声断喝:“不许动,举起手来!我们是红军,你们被包围了。”随即五六个游击队员截住后路。

九个怂包哪见过如此阵仗。一听说是“红军”顿时吓得面如土色,他们接连下跪双手举枪,头也不抬便央求“官爷饶命”。

此刻,游击队员个个包公似的黑虎着脸,三两下就把眼前几个县长跟班的枪械给缴了。随后赵玉阶赶到,又命令他们把鞋子脱掉才让离开。几个队员不知其意,赵故作神秘地告诉他们:“别小瞧这帮猢狲,虽没了鞋却还有袜子,照样能走回去,不过再怎么走也没有穿鞋跑得快。等他们回府报信,再来人追我们恐怕就兔子过岭了喽!”说完众人大笑。原来,赵玉阶打的时间差,想让队员们安全脱险,还要把这些战利品转交给红军战士,那时他总想着法子为红军筹集军需。

1931年春,赵玉阶在青林寺、鄢家沱一带已打开工作局面。这次前往联合县委汇报工作后,他和党小组长廖光照返回青林寺,接着前往红花套汪家棚与党员汪道润联系,途中被袁家棚保董察觉跟踪。随后,保董向国民党第三区(红花套)保安团密告赵是共产党员。

4月24日,第三区保安团头目侯华卿,率30余名团练赶往赵家坪赵家大屋将其抓捕。赵玉阶被抓到红花套区公所后,团防对其施以酷刑,他们用铁箱装炭火让其“背火箱”,用木头夹腿或腰部名曰“上压杠”,还以吊打、点燃香烧其小腿等方式,逼迫他交出共产党同伙。可赵玉阶死不承认自己的身份,也一口否认同伙是共产党。见他油盐不进,红花套团防便逐级上报,后奉县长李继膺之令,将打得不能行走的赵玉阶抬上木船,再上大船沿长江押至宜都县城监狱关押。

得知李县长亲自提审赵玉阶的消息,青林寺党支部秘派党员廖杰臣前去辩护。庭上,县长问赵玉阶:“你犯了什么法知道不?”

赵玉阶答:“我没犯法,关了这么多天,我都不知何故。”

这时,廖杰臣插话,称这是一起错告。县长说咋会是错告呢,开庭前江北又来电话,说赵玉阶还在江北杀过人呢!廖杰臣紧抢县长的话头,直言“让证据说话”,县长小声嘀咕还要什么证据。

廖杰臣抓住话柄义正词严,直言不讳地抱怨:“这不算错告就是诬告!”还提醒县长,“如果没有人证物证就定罪,到时候连大人也脱不了干系。”县长急问:“说说看,我怎么就脱不了干系?”

廖杰臣辩称:“从被抓到现在都一年多了,江北就算杀人也轮不到赵玉阶。如果硬说他杀了人,那岂不是你们放他出去作案吗?你说怎么能脱得了干系?”这下堵住了县长的嘴,一时瞠目结舌。

李县长环顾左右,尴尬自语道:“难道真的是诬告吗?”

廖杰臣斩钉截铁追问:“这不是诬告,难道又是什么?”

抓住了共产党,本想快审定案后邀功请赏的,被这道士廖杰臣一番辩驳倒成无言以对,马上放人吧又觉颜面扫地。自感没趣的李县长真是左右为难,最后只得说搜集证据改日再审,继续拘押。

这一候审,赵玉阶被整整关了七年,1938年赵玉阶才获自由。其间,青林寺地区中共党员大部外逃躲避,党支部亦被迫停止活动。出狱后,赵玉阶在青林寺邓家坪开设客栈,很久与党组织接不上头,又到长阳县都镇湾开药铺寻找组织未果,成为老人一生的憾事。

这正是:忧国忧民跟党走,赤胆忠心“照”玉阶。


后记

青林寺

新中国建立后,赵玉阶隐功埋名,不忘初心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一直在基层从事医务工作。1960年,三年困难时期遇到困境的赵玉阶,在好友刘德益帮助下曾与贺龙书信联系,并得到贺老总给予的经济资助和关怀。土改时,赵玉阶被划为贫农成分。

1953年至1956年,赵玉阶任长阳县都镇湾中西医联合诊所副所长。1956年回迁宜都,在湾市茶店诊所工作。1958年退休后,他随侄儿定居高坝洲湾市。晚年,他得到地方政府的妥善安置,享有一定生活保障。1970年赵玉阶老人去世,享年7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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