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上宜都讯   著名长篇小说《红岩》自1961年12月出版后，风靡全国，并迅速被改编成电影、戏剧、舞蹈、歌曲等各种文艺形式，译成日、英、德、法等近10种文字，至今已发行1000万册，震颤了亿万读者的心灵，被文学界专家评价为“新中国成立后，一部影响面最大、政治意义最强的小说！”然而，又有多少人知晓，如果不是宜都籍著名编辑出版家、中国青年出版社原社长兼总编辑朱语今慧眼识金，鼎力促成，这部名著也许至今还待字闺中。

△朱语今

1988年9月28日，朱语今在北京不幸病逝。在遗体告别仪式上，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紧紧握着朱语今夫人的手，连说三遍：“朱语今是个好同志，我们都怀念他……”

朱语今是怎样的一个人，值得胡耀邦如此深情怀念？他又是如何促成《红岩》的诞生？2003年8月和2007年8月，笔者为撰写《宜都市志·人物志》，先后采访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原社长蔡云、总编辑阙道隆、副总编辑王维玲和朱语今夫人曹志昭等亲友，求得其中的答案。

△五眼泉镇石门村许家台子（三栋并排楼房是朱家老屋旧址）

朱语今，原名朱裕璟，1916年12月9日生于宜都县麒麟山许家台子（今属宜都市五眼泉镇石门村）的一个书香世家。其曾祖父朱大絪、祖父朱光谦、父亲朱芬庭（号瑞青）均是秀才。其父朱芬庭在许家台子主办私立志成小学。朱语今在《自传》中称：“幼时随老年的祖父，以后又跟着父亲生活。他们教我识字、读古文、读四书五经。1928年夏，我随哥哥到武昌，进了省立二中初中部……这个时期是不知世事、比较用功的‘好学生’”。提起这位“好学生”，朱语今的堂妹朱裕英老人赞不绝口：“朱语今天分好！他爹在台上讲课，他在下面像不在乎的。一提问题，百问百答；做文章，人家还没有交，他就交了。他就有这样的狠气！”

1931年夏，朱语今考入全省“名牌中学”武昌省立高中。然而，九一八事变的隆隆炮声和两位至亲好友的铮铮话语却惊醒了这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好学生”。

△朱语今的堂兄朱裕璧

△1951年6月，朱裕璧（前排右二。右三是朱裕璧夫人李佩文）全家欢送大女儿朱宜莲（后排左二。左一是小女儿朱宜萱）参加抗美援朝合影

这两人，一是他的堂兄朱裕璧。朱语今回忆，九一八事变后，“堂兄朱裕璧从德国写信给我，骂蒋介石卖国，启发了我的爱国义愤。”朱裕璧是朱语今叔父朱芳庭的长子，留德医学博士，湖北医学院（今武汉大学医学院）的创始人、首任院长。俩人之父遵从母亲遗训，一直未分家，因此俩人从小就在一个锅里吃饭。朱语今曾深情地说：“裕璧同我私人感情很好！”

另一人是他的宜都同乡和省高同班同学刘毅慈。刘毅慈在省高和同乡张翮、苏震等人秘密参加了中共武汉地下组织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并加入共青团。朱语今在《自传》中回忆：“刘毅慈向我介绍过一二本我看不懂的社会科学书，也经常向我讲一些我不大懂得的道理。从他口中，我第一次听到了共产党、苏维埃、红军等名词，对于革命初步有了一点接触，简单地觉得刘这个人好，革命也好。”新中国成立后，刘毅慈曾任宜昌市省立高中校长、市政协副主席，1940年虽然脱离共产党，但不经意中却成为一位红色出版家的革命启蒙人。

1934年夏，朱语今从省高毕业，与同乡学友刘真进入北平一所私立学校补习英语，准备报考北平大学。1935年爆发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促使他“由只想当一名‘专家’而转变到想要参加一些实际斗争”。1936年夏，朱语今考入北平大学农学院，12月加入中共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的民族危亡时刻，奋然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西安事变爆发后，他与几个同学参加爱国游行时被警察逮捕，关押7个小时，经学校营救出狱。1938年3月，朱语今进入延安陕北公学学习，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训练班党总支秘书、教育干事。一位封建秀才之家出身的文弱书生，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怒潮中，毅然蜕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39年10月，朱语今从延安来到重庆红岩村，历任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文书科科长，中共中央南方局、上海局青年组成员、组长，并兼任《新华日报》“青年生活”专刊主编，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上海局的领导下，从事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和学生工作。

“朱语今是一个谦虚的人。”2003年8月19日，中国青年出版社原社长蔡云在北京接受笔者采访时说，“他曾经在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王若飞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下工作，是我党在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白区工作的老战士之一。但是，在解放后近40年的岁月中，他从来不提自己在白区工作的成就和贡献，使我们对他的长期斗争生活缺乏更多的了解，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后人只能从他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回忆录中，管窥他在国统区的战斗生活。

△1947年9月，朱语今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时留影

朱语今在《一月十七日之夜》这篇文章中回忆了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向红岩全体同志发表讲话的情景：恩来同志首先报告了新四军军部遭难的不幸消息，指出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明确地告诉我们：“反动派可能下毒手。要准备被捕、坐牢、砍头！不管怎么样，我和同志们在一起！”恩来同志还教我们怎样去应付敌人。他说：“我们是公开的共产党机关工作人员，可以告诉反动派，自己是共产党员。我们红岩、曾家岩只有一个党支部，支部书记就是周恩来。问别的，你们一概不知道。可以叫他们去问支部书记，问周恩来，问我！”朱语今对周恩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崇高的道德风范、高超的斗争艺术深为敬佩，亦深受熏陶。周总理逝世后，他深情怀念，含泪赋诗：“毕生奋战死方休，盛德丰功世寡俦。樽俎折冲凭舌剑，疆场驰骋仗吴钩。披肝沥胆无私虑，呕血焦心为国谋。身后犹遭奸贼忌，只缘遗爱在神州。”

朱语今还在回忆录中披露了1946年5月13日随董必武由重庆飞赴南京的历险经历。当30多名共产党员乘坐的国民党航空公司132号包机才起飞7分多钟，发动机就发出异响，美籍驾驶员赶紧驾机飞回重庆机场修理。折腾了2个多小时后，飞机再次起飞，10多分钟又突然返回，还未着陆，发动机已熄火。驾驶员心有余悸地说：“只要在空中多转一圈，就要栽跟头了！”机场服务员悄悄告诉他们，132号是有名的坏飞机，“大家才清醒过来。董老气得连胡子都翘起来了 ，找到航空公司负责人，严厉抗议他们搞阴谋，”并决定分散搭班机飞赴南京。由于美籍驾驶员的机警，朱语今等人才侥幸躲过国民党特务的暗害。这不过是他在白区斗争中出生入死的一个缩影。这段在重庆的斗争生活亦为朱语今以后促成《红岩》的诞生埋下了机缘。

《红岩》的责任编辑说：“正是朱语今的鼓励和要求，动员和启示，解开了罗广斌、杨益言写长篇小说的扣子，消除了他俩的重重顾虑和畏难情绪，把他俩推上了马。”

“《红岩》的文学素材是1958年我随朱语今前往四川组稿时发现的。”2003年8月20日，中国青年出版社原副总编辑、《红岩》责任编辑王维玲在北京向笔者讲述了朱语今促成《红岩》诞生的来龙去脉。

王维玲说：“1952年12月，朱语今从青年团中南工委调到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年任社长、总编辑，并兼任团中央常委、宣传部长，《中国青年》杂志社社长。当时我任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编辑。1958年正是“大跃进”的年代，出版界也出现了单纯追求出书品种，不顾出书质量的现象。语今却提出要控制出书品种，要重视书籍质量的要求，抵制了粗制滥造之风。这年10月，语今要我随他到四川、云南组稿。在成都，他提出要去拜访作家沙汀。语今和沙汀虽是初次见面，但由于过去在大后方时彼此都有所了解，所以一见如故。两人一起回忆起抗战时期大后方的许多往事和熟人、朋友，谈得很开心、很投缘。当语今谈到希望沙汀今后在扶持和培养青年作者上多做些工作时，沙汀热情地向我们推荐了重庆市文联上报的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3人写的反映中美合作所狱中斗争长篇纪实线索。因为语今在重庆工作了6年，一下就感受到了这个题材的重要性和深远意义，所以他对沙汀的推荐很重视，并请沙汀来抓这个题材的创作。沙汀高兴地说：‘好，你也抓，我也抓，我们一起抓！’”

王维玲说：“当我们离开成都来到重庆时，恰巧接待我们的就是时任团市委办公室主任的杨益言。从杨益言口中，我们得知重庆市文联正在打印他们1956年写出的这部纪实作品的草稿。语今让我立即向文联要一份文稿，随后我们去昆明。10天后返回重庆时，我已将全稿读完。我就稿子里那些感人的故事和表露出来的对革命烈士的深厚感情，向语今作了汇报。语今听后，果断拍板，决定要他们将这个题材写成长篇小说，并正式向他们约稿。”

△书籍《红岩》

语今亲自约见杨益言，又去长寿县长寿湖农场面见罗广斌，动员他们用长篇小说的形式把这段难忘的狱中生活写出来。当时，从未涉足文学创作的罗、杨对写长篇小说有畏难情绪。他们对语今说：“我们只是把知道的东西写出来，并未想到写小说。我们愿意把这些原始素材提供给任何一位愿意写小说的作家去写。”而语今更看重的是他们在狱中的特殊磨炼和斗争经历，要他们珍视这段宝贵经历，把它变成精神财富。他有些生气地说：“你们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团的干部，天天教育团员、青年‘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你们就不能带头实行？你们没写过小说，为什么就不能学着写，就不敢写？你们写小说，目的明确，不为名，不为利，就是为了教育青年一代。为了完成烈士的嘱托，完成一个狱中幸存者、一个革命者应尽的义务，不要犹豫了，把笔拿起来，写吧！”

王维玲说：“正是朱语今的鼓励和要求，动员和启示，解开了罗广斌、杨益言写长篇小说的扣子，消除了他俩的重重顾虑和畏难情绪，把他俩推上了马。”

朱语今此举，也应合了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提出的，要鼓励团的干部为青年写点革命读物的要求。

“朱语今的决断和肯定、鼓励和支持，对《红岩》的上马和出版起了关键作用。如果没有他的拍板，也许《红岩》至今还未诞生！或者说，也许诞生了，但不一定是今天这个水平！”

王维玲说，从长寿湖农场回到重庆后，朱语今又把中国青年出版社约罗、杨写长篇小说的计划和他对这部小说的评价、看法，向中共重庆市委作了详细汇报。市委很重视语今的意见，专门开会研究，表示完全赞同语今的建议，支持罗、杨写长篇小说。

然而，在《红岩》的创作道路上还面临罗广斌“历史问题”的障碍。罗出身于四川忠县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其兄罗广文曾任国民党军第十五兵团司令。但这位富家少爷却毅然加入共产党，1948年被捕，先后关押于渣滓洞、白公馆监狱。他在狱中革命意志坚定。其父已和特务谈妥，保释他出狱。他却拒绝保证“出狱后不再参加共产党的活动”而拒绝出狱，直到解放军兵临城下，才和少数幸存者越狱逃走。新中国成立后，罗的家庭出身成了严重“污点”，他从狱中幸存下来，成为有关部门的一桩“疑案”，多次接受审查。一个有“历史问题”的人怎么能参与《红岩》的创作？但这个障碍却被朱语今化解了。

王维玲告诉笔者，当时罗广斌、杨益言都是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管理的干部，而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肖泽宽过去长期在川东和重庆从事地下党的领导工作，语今是抗战时期南方局青年组成员，俩人在对敌斗争的险恶环境中，结下很深的革命友谊。语今了解泽宽，泽宽信任语今。他们之间的了解和信任，使重庆市委和肖泽宽给罗、杨的写作大开绿灯，这就促使《红岩》顺利诞生。我们一走，肖泽宽就把重庆市公安局“罗广斌专案组”的人员和材料都调到市委组织部，很快对罗的政治历史作出“没有问题”的结论，并调出重庆地下党档案资料，批准假期，请沙汀当老师，把罗、杨送进环境幽雅的南温泉公园专心致志地搞创作。

△1958年10月，朱语今（右一）与杨益言（左二）等共青团重庆市委干部合影（王维玲摄）

王维玲说，1960年4月，朱语今调任全国总工会教育部部长，但仍十分关心《红岩》的写作。同年夏，他听说罗、杨在北京修改《红岩》，特地要我把他俩约到他家，向罗、杨了解《红岩》写作的进展情况。当他知道《红岩》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时，非常高兴，语重心长地对罗、杨说：“你们写《红岩》，并不想当作家，也许成功了，真的当起作家来了。作家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灵魂工程师，正因为这样，你们更要下功夫把《红岩》写好，让读者、让社会、让历史承认它，承认你们是作家！”因此，从《红岩》出版至今，无论是罗广斌，还是杨益言，在他们的文章中、演讲里，都不止一次地提到朱语今的重庆之行。他们始终不忘，一直怀着感激之情。

王维玲最后感慨地对笔者说：“朱语今的决断和肯定、鼓励和支持，对《红岩》的上马和出版起了关键作用。如果没有他的拍板，也许《红岩》至今还未诞生！或者说，也许诞生了，但不一定是今天这个水平！”

△1983年10月15日，朱语今（前排左五）与《中国青年》杂志社历届负责人合影

然而，《红岩》只是朱语今主持中国青年出版社时组稿的红色经典作品之一。中国青年出版社原总编辑阙道隆说：朱语今是20世纪50年代名噪一时的革命回忆录《红旗飘飘》的主要创办者。这套丛书比《星火燎原》出版得还要早。《红旗谱》《红日》《创业史》《草原烽火》等著名小说，也都是在他手里组稿的。这些作品可以说影响了一代人。

“直以肝胆存正气，羞将笔墨结尘缘。”这是朱语今悼念老战友许涤新的诗句，也是他自身的真实写照。

阙道隆告诉笔者，1960年10月，朱语今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后任陕西省出版局局长，1979年4月再任中国青年出版社党组书记、社长兼总编辑。他按照邓小平的指示，首先在通俗政治理论读物中拨乱反正，组织出版了9种通俗政治理论读物，其中5种读物在全国评选中荣获一等奖或二等奖。《通俗哲学》等2种读物均发行200多万册，其它读物也都发行了几十万册。《光明日报》对此作了长篇报道。这是他后期的一大贡献。

当时，他对出版界一些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不顾社会效益的现象极为不满。一次会上，他愤然地说：“现在只讲钱了，钱当然是好东西，有钱能使鬼推磨。但是，希望大家要做人，不要做鬼！”他清廉自守，爱书，从不炫耀自己。大家对他的人品很敬佩。他和宋平是老战友，又是儿女亲家，关系非常密切，但宋平当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后，他就很少到宋平那里去了。他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良品格。

王维玲说，朱语今两次担任中国青年出版社一把手，但他从不摆架子。出版社有几辆小汽车，按规定，他上下班，外出办事，都可以车接车送，可他总是骑辆自行车来来去去，后来年纪大了，不能骑车，就步行上班。1983年他改任中国青少年出版社编审委员会主任。1987年他牵头组织原南方局老同志撰写大后方回忆录，被作者推举为该书主编。他一篇篇修改润色，却不让书中有一处赞扬他的话，并坚持不署自己主编之名。该书出版后，出版社付给他主编费，他如数退回。他一生写了许多文章，但从不利用在出版社工作之便出版自己的文集。他逝世后，中国青年出版社才出版他的文集。“直以肝胆存正气，羞将笔墨结尘缘。”这是朱语今悼念老战友许涤新的诗句，也是他自身的真实写照。

△朱语今全家在西安合影

阙道隆说，1988年8月，朱语今因患胰腺癌住进北京医院地下室八人普通病房。而他是1936年12月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按规定应享受副部级住房、医疗待遇，只是由于他在履历中一直把入党时间当作参加革命的时间填写，又不提出更正，才未解决。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同志探视后觉得医疗条件太差，不利治疗，向团中央反映，由团中央向中组部打报告，才解决他的副部级医疗待遇问题。他是一个从不计较个人待遇的人。

朱语今虽到临终也不知道自己得的是癌症，但也作了最坏的思想准备。他在精神略好时，写下一段话，交给妻子：“如果我系不治之病，则不必治。浪费国家财物，浪费医务人员精力，也浪费亲属时间，也延长本人痛苦，没有任何益处。因此我请求多给我几片安眠药，让我来一个快乐死，然后送去火化。”王维玲后来回忆见到朱语今遗嘱的心情时说：“捧着这页纸，望着这几行字，我的心在哭泣，心在流血。现在已经到了什么时候，他还这么平和冷静……他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个事事从实际出发、无私无畏的共产党人！”

1988年9月28日，朱语今在北京医院病逝。全国政协原主席邓颖超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胡启立等领导和中组部、中宣部、团中央、新闻出版署等单位送了花圈。原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宋平、吴学谦、王汉斌、阎明复等含悲向老战友的遗体告别。新华社、《人民日报》破格刊发了他逝世的消息。斯人虽逝，但他精心栽培的红色经典小说，已深深地植根于一代又一代读者心中。

（编辑：刘娟  审核：党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