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25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起草对顽固派斗争策略的指示电。电报指出：在反对顽固派向我进攻的斗争中，在该顽固分子没有转变为公开伪军与公开当汉奸时，具体指出某人投降日寇或指某人是汉奸并且向外宣传及陈报国民党是不适当的。这样做不但社会上不了解，失去中间派同情，及引起国民党的愤激，而且妨碍我们在反磨擦告一段落时又同顽固派讲团结的统一战线工作。因此以后除公开转变为伪军及公开降敌者外，不得公开具体指某人为汉奸。特别对中央军要谨慎，有向我磨擦者，只应搜集其磨擦材料陈报，切忌轻易戴大帽子。并应使干部明白，所谓国共合作，主要就是同中央军合作，我全体干部在加强对一切军队的团结说服工作中，要特别着重对中央军的团结说服工作。

1982年3月25日

邓小平会见巴西外交部部长格雷罗时谈到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合作问题指出：尽管我们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取得了进步，但世界上总有一些人看不起我们，想欺侮我们，因此我们要十分重视发展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关系。现在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都有些彼此可以借鉴的东西，这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在较新的科学技术方面，没有发达国家的合作不行，而在其他很广泛的方面，通过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是可以得到某种程度上的解决的。这对发展中国家本身的发展是很重要的一环。

1984年3月25日

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谈到中国翻两番的目标指出：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翻两番，分成前十年和后十年，前十年主要是为后十年的更快发展做准备。这种准备包括四个方面，一个是能源，一个是交通，一个是原材料，一个是智力。这需要大量的资金，我们很缺乏，所以必须坚持开放政策，欢迎国际资金的合作。这篇谈话的一部分以《发展中日关系要看得远些》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985年3月25日

邓小平会见由十九位美国新闻界人士组成的“重访中国团”时谈到中国对人类的贡献指出，对人类作出贡献，我是从两方面来讲的：一是我们摆脱了贫困，表明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做到了这件事，就可以给人类作更多贡献。这种贡献，包含对不发达的国家提供如何发展自己国家的经验，也可以对他们的发展提供比较多的帮助。二是中国每发展一步，就使国际的和平力量增加一分（份）。中国是一个和平稳定的力量。我们最需要和平，不希望战争。我们的第一大任务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他谈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出，从我们制定战略目标起，就把我们的建设叫作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经常讲四个现代化，往往容易忽略了主词：社会主义。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和政策。其中最大的政策是两个开放，即对内和对外的开放政策。开放政策现在已经开始见效了。我们对内对外实行开放会出现一些不健康的因素，但是比较起来，最大的益处是发展了社会生产力。

2013年3月25日

习近平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发表演讲，全面阐述新时期中非共谋和平、同促发展的政策主张。他强调，推进中非合作是双方人民共同心愿，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新形势下，中非关系的重要性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双方共同利益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中方发展对非关系的力度不会削弱、只会加强。第一，对待非洲朋友，我们讲一个“真”字。我们始终把发展同非洲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基础，这一点绝不会因为中国自身发展和国际地位提高而发生变化。中国将继续同非方在涉及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相互支持。中方真诚祝愿并坚定支持非洲联合自强，推动非洲和平与发展。第二，开展对非合作，我们讲一个“实”字。只要是中方作出的承诺，就一定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中国将继续为非洲发展提供应有的、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帮助。第三，加强中非友好，我们讲一个“亲”字。中非人民有着天然的亲近感。我们要更加重视中非人文交流，积极推动青年交流，使中非友好事业后继有人。第四，解决合作中的问题，我们讲一个“诚”字。中方坦诚面对中非关系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本着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加以妥善解决。